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贾康：结合海南谈金融创新八个方面势在必行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0海上丝绸之路（海南）金融高峰论坛”上的发言（2020.11.23）。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丁局长、沈市长等到会的各位领导，尊敬的到会的各位专家、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交流。我想结合我们的论坛主题，谈一下关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中间打造现代金融体系，我认为必须把握的“金融创新的八个势在必行”。我们今天大家聚集一堂讨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个方面的金融创新，正像前面各位领导和主持人特别强调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中央着眼于推进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重大战略性部署。自贸港的金融开放创新，是支持海南的超常规阶跃式发展和贯彻自贸港国家战略十分重大的必要条件。为打造高水平开放新局面，在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中，从全局要求来看，我认为海南紧密结合的金融创新，需考虑下面的八个视角。

　　在中央的十九大精神和金融工作会议基本精神指导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中央强调的是正本清源纠正脱实向虚自我循环偏向的“大局观”，和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一行的“大监管”，以及需在鼓励互联网金融、科技金融等创新的同时防范风险，在整个金融系统深化改革过程中理顺商业金融和一系列政策性金融轨道上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金融精准扶贫等的协调体系的“大框架”。

　　于是首先要强调第一个方面：我们深刻领会中央指导精神，以金融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整个经济发展的心血管系统，但心血管系统无论怎么重要，出发点与归宿必须是服务于国民经济整个生命肌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看到了，这个核心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偏离功能变成空心，表现的就是国际方面我们感受到的金融危机这样的不良状态，在我们中国，也有像温州曾经的“跑路事件”等局部的金融危机对于实际生活的不良冲击。

　　中国总体的后发优势仍然存在，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像温州跑路事件这样的一些局部危机情况，那么足可警示我们：在本来似乎已有大好发展形势的这样一个局部区域，却暴露出来金融并未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而“产业空心化”，如果形成类似情况在其他地方的多发局面，我们将会面对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

　　中央所强调的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应该是我们现在必须牢牢把握的势在必行的金融发展战略。当然需要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达到这个战略意图。所以接着讲第二个势在必行，我认为就是要坚定不移推进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个势在必行，在海南当然有特殊的意义：海南现在其实可以理解为中国各种特区中的特区，是最前沿的地方。海南现在自由贸易港的这个定位，虽然其他区域不能简单攀比，但这是一面鲜明的旗帜，是一个制高点，是创新发展当中的引领与辐射。

　　那么海南就应该更加强调思想解放，使我们的金融多样化起来。这个创新发展过程中，在理论上认识，我认为应该捅破窗户纸，直指现在金融过度垄断的问题。金融是一个特殊领域，机构需要得到发牌照的资质认证，当然这个特许权的形态，就有一定的垄断性质——不是谁都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的。但是这种垄断因素不能过度，如以中国跟美国对比，可以清晰看到，就是由于中国实际上存在过度垄断的因素，我们上市公司利润规模排前十位的，清一色是银行，美国前十位中只有三家银行，打头的不是银行而是高科技企业苹果。按照行业来看，也是一样的：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面，金融行业的盈利水平鹤立鸡群，一枝独秀，而美国是高新科技企业居第一位，金融跟着是第二位，但是各个行业的盈利水平由高到低呈现为比较均匀的平滑曲线——两相对比，由于要素流动在中国金融领域这个方面过高的门槛，还有种种制度性的阻碍，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金融利润和其他行业的明显悬殊。这些正是表明存在着必须克服的过度垄断问题，妨碍着以金融机构的多样化还有产品的多样化服务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服务于大局所要求的功能发挥。这个改革在海南，我认为应冲在最前面，因为海南建自贸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于这个方面通过思想再解放、改革更深入、工作更抓实，走在我们整个金融创新中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多样化起来的先锋位置。

　　第三，已看得比较清楚，中国整个金融结构中间现在直接金融比重太低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仅仅20%左右。如果从成熟市场经济来看，明显要以直接金融为主，美国是高达80%。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数据，但发展方向上，应坚定地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改革逐渐提高直接金融的比重。这也是势在必行的。如果直接金比重融得到明显提高，实际上有助于中国在直观形式上消除人们对宏观广义货币M2/GDP比值表现高杠杆的压力与疑虑，因为中国间接金融为主、为主这种不断发出跟收回而且还有短期化趋势的运行，使广义货币M2计算不断加码。另外在实质的意义上面，间接金融跟直接金融相比，弱点就是所谓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之下必然要求抵押，而且也必然形成大量的企业求银行、拉关系的行为；直接金融不是这样的，主要的是要以企业的创意、在市场上披露的信息，能够引起另外一些投融资方面风投、创投和天使投资的市场人士的共鸣，进而可以通过、债市、私募等等方式把资金直接配上去。这种无抵押、不用企业家去拉关系处关系求发行环节的融资机制，更适合企业家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这个对于中国创新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

　　第四个势在必行的方面，就是以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匹配金融创新支持超常规发展势在必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到把工农中建（当时称为专业银行）这种金融机构真正办成企业，才能使广大的企业真正成为企业，而那种为过年关的“安定团结”是政策功能，必须和商业性银行所提供的商业性金融分道扬镳。所以，我们在国家层面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等这样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地方层面建了大量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那个时候统计高达接近一万家），以后又有总数超出一万家的地方融资平台出现，其实这都是在行使政策融资的功能，但是对这条道路没有很好形成基本共识，碰到了一系列挑战和困扰。

　　、十九大以后，新的中央集体非常明确地重提政策性金融，写入文件给予指导。实际生活中间，我们所看到的必须对中小微企业、对于三农、对于创新活动和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等等所要给予的融资支持，是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有浓厚政策性色彩的金融业务，这样一种金融业务的可持续性，按照国际经验来说，已有多年的探讨和相关的经验积累，在中国，也已经有了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几十年的探索和经验教训的积累。

　　我们应该在实际生活中，把政策性金融体系建设，放在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在海南我认为更是如此。我们海南这种追求超常规发展、突破性发展的过程，一定把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作用，而政府“有为”，就是体现在能不能控制风险把政策性金融“守正出奇”地发挥好作用，“有限”，则主要体现为政策性金融毕竟也是金融的一种形态，必须跟市场对接，必须以经济手段组织运行。

　　实际生活当中有为、有限政府掌握的，就是面对需要给予特定支持的这些领域、这些项目，要以政策性资金配之以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的可行机制。比如说，我们早就有的财政贴息，今年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大量的商业性配上财政的贴息，以优惠的方式由中央指导直达基层，支持受到疫情冲击的几千万小微企业，这也是过去经验的应用。我们的产业引导基金，在海南一定要更好构建和发挥作用，政策性的信用担保，也是必然要掌握的有效支持工具，特别是结构优化的工具。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里面这些关于政策性金融的制度创新，我认为在海南大有可为，一定要处理好。当然这个方面必须掌握好风险共担、集体决策、防范设租寻租产生弊端等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第五，在挑战面前，我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要走向追赶成功的现代化民族复兴，金融创新还势在必行地必须抓住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把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这样的创新，融合到金融创新之中。这在现实生活中间已经出现了这几年的超常规发展态势，中国一些人们称之为电商平台的企业，已经成为在竞争中终于走过了“烧钱”痛苦阶段的瓶颈期而“一飞冲天”的头部企业，但是实际生活中，现在又有新一轮怎样适应新的监管要求的考验。这个方面，我觉得需要排除一些极端化的认识，虽然监管部门现在对于蚂蚁金服上市已经叫了暂缓，特别强调这方面的防范风险与规范化问题，但是不应该简单地人云亦云指责阿里小贷等为“高利贷”。实际生活当中做基本考量，应该充分肯定这个创新使得在草根层面、在低中端原来常规金融支持作用不能到达的区域里，把金融服务的阳光照射进去了，充其量是接近中利贷，但大大提高了融资的可及性。包括扫码支付，是从草根层面开始，使中国的社会成员可以便捷地得到金融服务，可以促进经济景气稳定，可以支持创业创新活动和整个经济繁荣局面。当然这就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以科技手段形成的创新态势。还是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大前提下的规范发展。波动式的、低潮变化，符合于合理调整的必然性，但绝对不要迷失了以科技创新支持金融创新这个大方向上的认识。

　　第六，应该强调以PPP（政府跟社会资本合作）投融资机制创新，来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改进民生，是势在必行的。这其实是与前面所说的政策性金融命题有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创新事项，2014年以后，已经在李克强总理多次指示、督办之下由发改委、财政部两个主管部门形成了一系列文件、指导运行的指南和大量具体案例。实际生活中也有疑惑和争议，但应强调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当中势在必行的守正出奇走向现代化的创新事项。特别是在海南，前面领导讲话提到我们要借鉴国际的经验，不仅香港、新加坡，还有迪拜——几十年前谁都不会看好迪拜的情况下，就是当时有了“关键少数人“老酋长代表的认识——要通过实际上为PPP的方式求振兴。迪拜当时自己只能卖石油，但靠卖石油有了启动资金，这个第一推动力，配上更多的体外拉来的资金，以工程总承包和PPP的方式，实现了迪拜作为新的繁荣中心、增长极区域的崛起。这个对于海南的启示意义，实在太明显了：海南现在要打造的全球最大规模体量的自由贸易港区，千头万绪的事情要从新基建，还有与传统基建结合在一起的建设项目做起，PPP大有可为，一定掌握好这个创新重点。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可圈可点：不但是融资模式创新，少花钱多办事，引致大量其他资金加快建设，而且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强强结合、优势互补，可以明显提高项目建设的绩效，造福于人民群众，特别是支撑海南冲在最前沿迅速崛起。为交出我们建设发展的非凡答卷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一定要用PPP。

　　第七，就是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中，金融改革中，解决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问题势在必行。这才能决定性地使人民币成为硬通货，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个势在必行，关键是时机怎么样到来，怎么样创造条件？周小川行长卸任之前非常明确地表态，中国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过程当中最关键的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条件基本成熟，货币政策司写了一系列文件论证，倒是一些有影响的学者不同意，认为风险比较大。实际生活当中，风险确实比较明显，后来国内出现了所谓股灾和其他一系列扰动我们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大家认为对这个风险而言还很难说有把握加以防范，所以还要等待时机，还要创造条件。

　　我也认同这是“非常惊险的一跃”，这个问题必须审慎处理。但是，没有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化便得不到决定性的解决：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在全球潜在持币者、投资者看来有硬通货的基本模样？没有资本项下可兑换，无从谈起，而没有作为硬通货的主权货币，怎样支持中国走向基本建成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个也是必然的逻辑链接。这方面本来应该讲，完全是中央决策层考虑的事情——什么时候有这个决心“自拆防火墙”实施这样一个惊险一跃。但说到海南，值得研究的课题是：海南既然属于特中之特，其他地方不可攀比，它要打造自由贸易港，形态上就是对标香港，而香港恰恰就是特别的局部区域的港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形成了其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现在对于全局的贡献，绝对不是它的GDP，而是它的金融中心加上投资贸易便利化这样一个传统形成的这种辐射力，而海南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方面先于实现突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认为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海南可以先行，在海南跟有个二线、明显隔开的情况之下，率先实行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这个设想是不是可行，当然还要经过周密的研讨，但我愿意在此提出这样一个非常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问题。

　　最后一条，我认为一定要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势在必行的是，在风险防范这个视角上和创新形成一个关于“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一对关系的正确权衡把握。这样一个带有艺术性和挑战性的问题，掌握得好才能真正推进金融创新的发展，这个方面的正确权衡处理是势在必行的。

　　很多的创新，特别是金融创新，一开始公权在手的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并不知道怎么样去规范，这个时候强调规范中发展，就等于别发展了。所有都是白纸黑字条文规定好后再做事情，不叫改革——改革是要把原来没有清晰合法化、应该去试、去闯的事情做出来，那么这时候便可能触犯原来的一些天条，对原来的条条框框能不能允许有弹性地去寻求冲破？这个复杂的问题，两个概念各有道理，但我觉得在“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不可偏废的同时，一定要强调：顺序不能摆错。第一条，还是应强调发展中规范，创新中规范，要给出一定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创新主体去试错。科技金融的“颠覆性创新”，现在有些人觉得说得过分了，但它实际上就是以超常规地解放生产力的功能，在试错的过程中间带出了现在发生重大影响的局面。从理论看，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努力实现高水平的结构优化的发展是硬道理，执政党的第一要务，就是创新中发展，再跟上发展中规范。发展过程中多个管理部门需紧密跟踪试错过程，对一旦看得不离十有风险的因素，必须及时出手做出防控。互联网金融，狭义理解为P2P，曾发展到到一万家，现在普遍爆雷的问题来了，现在全国寥寥可数只剩下几家后，又要清零。发现问题之后必须对它的风险加以规范，现在各地纷纷出台规范措施。这是对的，有人说可能出手晚了一些——管理层面的举措是可能晚了些，但我们需要赶快亡羊补牢做这个方面进一步的善后工作。同时，又不能以此否定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的范围开阔得多，比如说，华为多少年前“走出去”的过程中，在非洲就不声不响推动它的业务，通过它的设备供应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在撒哈拉以南区域，跨过门店银行发展阶段，直接发展出来手机银行系统——这个不是科技金融吗？难道不是互联网金融吗？

　　这个方面更多的正面经验，我们应加以肯定。现在网上不断有人奚落蚂蚁金服等这样一些冲在前面的头部企业的问题，他们的一些有问题的方面，显然需要分析认识加以解决，但是绝对不能否定它们在创新中间的贡献：疫情之下武汉封城，不仅整个湖北严格控制，还有全国比照的隔离，是什么特殊的创新力量解决了供需对接的问题？就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能力。这些头部企业以电商方式，配之以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物流体系，来适应这种抗疫特殊时期的社会需要，能否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他们的创新，我们疫情冲击之下的局面将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什么状态？武汉最紧急的时候，别的都不行，只有靠线上线下结合的服务才能解决问题。必须全面看待创新者的贡献，当然也要纠正他们可能出现的偏差。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乐鱼·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